现行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缺陷是什么？ 规划,都市,监督

都市规划学认为：都市的财产蕴藏在都市的空间结构之中。空间结构一致理，就会导致财产的减少。这些财产是谁的？是人民的财产，历史的财产，却很有可能在我们手里化为泡影。反思我们目前都市规划管理体制的现状，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为什么我国各地都市规划的遗憾那么多？在都市化、全球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规划管理的不适应性，集中体现在“三个缺位”上。 
　　一是省和地市（州）两级政府对下级城乡规划的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缺位。按现行的管理体制，上级规划管理部分基础就不可能对下级进行有效监督，这就使我们常处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处境之中。 
　　二是在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前面讲的是对规划的体例、审批和协调管理的监督职能缺位，后面讲的是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凭据规划界流行的语言是：“种种违反《都市规划法》的案例往往是报纸上登了、电视台播了、上级领导批了，我们才知道。”各地的建设厅、规划局也是这样，领导有批示了、群众有反应了、电视台都曝光了，具体规划管理者还蒙在鼓里，基本上都是被迫的。但是有一条不克忘记，其它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可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一旦毁坏，就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规划管理务须要在事前、事中进行监督。这就像法院对监犯做出死刑判决，执行了死刑的人还能复生吗？历史街区毁了，还能恢回复复兴貌吗？一切都毁灭了。建设部在向中央领导汇报第四次都市劳动会议时，有的领导就提出，是不是我国也像另外国家那样，超出几多年以上建筑的拆迁，都得上报中央政府来批。美国就是这样，50年以上的典范建筑、七、八十年以上的大众建筑的任何修复和改建，都要上报美国内政部批准。如美国加里福尼亚州一个叫卡梅尔的小都市，该都市有一座七十三年前建的教堂需要维修，维修资金由本地认真，但建筑维修的所有细节都务必经内政部审批同意。美国接纳的是联邦体制，都市规划按理应由各地自行管理，但是美国的体制是三权鼎立，从中央政府到哪怕是只有2　500人口的小都市，都是三权鼎立，立法、司法和执法三只螃蟹互相咬在那里，谁也不克动，中央政府的信息渠道十分流畅。我国则差别，下面是一只大老虎拼命往前冲，所以，务必实行事前、事中监督，在不可再生的资源遭受破坏之前，如在建筑被破除之前，要有“刀下留情”的审批制度，这与法院有死刑复核制度一样。事关古建筑、历史文化建筑、历史街区、风景资源的建设行为，都务必进行事前、事中审查。 
　　三是对“主座意志”、“乱指挥”制约的缺位。现在，各地对体例城乡规划的积极性很高，并实施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专家监督、上级监督、人大监督，但对监督中所发觉的规划上的问题该由谁来认真呢？现状往往是没人认真，乱拍板造成重大损失也没有责任追究制度，结果却可能是规划局当替死鬼。如果都市规划局拒绝省里的监督（都市规划局局长大多有这种心态），一旦出了问题，自己则包袱全部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系列的监督都是守卫自己的。规划界有一句名言：“规划是向权力论述真理”。规划的实际决定权掌握在书记、市长手中，他们认为应在这儿建个什么标记性建筑，那里要架设一条高架路，规划局长往往“胳膊扭不过大腿”，又没有建立制度去守卫自身合法权益，那怎么样才可能向权力论述真理？真理和权力自己是不平等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并且偏偏有一些主座意志体现得特别特别的都市领导人。如有一位市长到日本考察却学了歪经，他看到东京银座的景观很漂亮，街道两侧没有行道树，回国后就要把都市门路两侧的行道树都砍掉，歪到这样的水平还了得吗？所以，规划务必建立法治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对权力的制约，这是法治的最终涵义，也是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如果规划管理规则的建立和所有的改革办法不是为了监督制约权力，那高速成长的城镇化对资源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规划局局长就是喊破嗓子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