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问题是什么？ 都市,社会,问题

西方近现代都市规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早在16世纪前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就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社会，试图把都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实体，把都市建设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以解决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劳动问题，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Utopia），以都市规划的要领来解决社会问题。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摩尔（Tomas Moore）、欧文（Robert Owen）和傅立叶（Fourier）等，主要的规划实践有欧文的“新协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傅立叶的“法朗吉”（Phalanges）等，这些社会设想为“田园都市”、“卫星都市”等都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恶劣的生活条件引发工人的普遍不悦，进而导致了社会其它问题，如社会犯法率升高、非就业人口比例升高、都市中贫富悬殊、种种传染病的蔓延、大量都市居民（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上升等。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针对英国都市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如都市居民贫困、农民流入都市引起的都市膨胀、都市生活条件恶劣及都市税收不敷等，敏感地意识到务必通过规划的手段来解决。他设想了一种理想的都市模式，即“田园都市”（Garden City）理论，并在他的著作《明日的田园都市》中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都市”（Social City）设想，他认为新的社会都市经济应足够繁荣，能提供许多就业机会，社会生活充裕多彩，大多数居民能够立足立命。
　　他还指出都市应由一个代表大众权力的机构来掌握，这个机构有权占有土地、制建都市规划、提供都市办事；他强调都市应能够协调、平衡和独立自主地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创造完美的社会生活是霍华德田园都市理论的重要组成局部，虽然他的理想都市在实践上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但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对现代都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勒。柯布西埃（Le.Corbusier）和赖特（F.L.Wright）也试图通过集中和疏散的规划思想来解决都市社会问题，这些思想在他们的“阳光城”（Radiant City）和“广亩城”（Broadacre City）理论中得到富裕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市的社会问题逐渐产生转变，首先是由于战争对都市建设的破坏导致战后住宅奇缺。其次是由于都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孕育产生区域就业不平衡状态，失业率明显上升，都市贫民窟问题开始出现。都市的社会问题从过去都市的拥挤不堪和环境恶劣逐渐转向了都市贫困、移民浪潮、种族问题和社会混乱。孕育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大萧条。过度郊区化导致都市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都市办事设施得不到富裕利用，经济衰退降低了个别及家庭收入等。低收入者生活在贫困之中，居民住宅条件差。于是大量贫困人口聚集在都市，都市社区缺乏安定感，有钱的中产阶级纷纷离开都市迁移至郊区居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涌入都市，种族问题开始出现，都市社会问题因此而逐渐加重。
　　此时英国很多都市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严重时会孕育产生社会混乱现象。经济大萧条及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试图运用理性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强调要积极干涉都市规划，通过控制大众资源和关注大众利益来解决都市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都市规划所关注的只是都市的物质层面，即所谓的“物质规划”（Physical Planning），很少关注都市成长的社会经济内容，因而很多都市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都市开始了大规模的都市更新运动，都市更新运动的目的是要恢复内城的活力，清除都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为都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住宅，改进都市的物质生活条件，企图解决由于战争和过度郊区化引起的都市社会问题。但由于都市规划缺乏对都市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市更新接纳了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改革方法，不但破坏了原有都市的有机结谈判都市多样性，还孕育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引发了居住疏散和社会分化现象，瓦解了都市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破坏了都市的历史多样性，而原来一直存在的贫民窟问题也没有从基础上得到解决。因而都市规划被认为“只是把贫民区从一处移到了另一处，更糟糕的是，它消灭了现有的邻里社区”①。简雅格布斯（Jane Jacobs）在其著作《美国多数会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指责都市大规模改革是对都市传统文化多样性的破坏，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而让平民黎民成了旧城改革的牺牲品。
　　由于都市改革资金短缺，政府部分很洪流平上受私人利益集团的控制，都市更新很难关注民众的利益，民众几乎没有加入都市更新的机会，社区邻里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成了西方许多国家多数会关注的主要问题。由于社区邻里内部出现的社会混乱和经济萧条，导致了社区邻里的衰退。事实证明，通过简单的推倒重建进行旧城改革是很难取得乐成的。 
　　西方都市更新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了都市社会成长与都市规划之间内在的联系，都市规划的不当很容易引起都市社会问题。20世纪下半叶，西方都市规划开始更多考虑都市社会问题，民众加入和民众利益受到了普遍关注。由于黑人职位地方低下，学生运动连续，美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民权运动，都市规划决策者不得不开始听取民众意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提倡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在其著作《规划中的提倡与多元主义》（Advocacy and Pluralism）中指出，“规划师应代表都市贫民和弱势群体，应首先解决都市贫民窟和都市衰败地区，要走向民间和差别的居民组群相同，为他们办事”。罗尔斯（J.Rawls）在1972年通告的著作《刚正理论》（Theory of Justice）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社会刚正与都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中都指出都市规划应富裕考虑社会刚正问题。 
　　此时，都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也更多地关注社会刚正和民众利益，开始重视都市规划的社会经济意义，规划与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革规划转向社会经济成长规划。西方主要国家同时开始出现民主多元化的社会趋势，民众加入的规划思想作为一种“准直接民主”的体现，开始广泛地被居民接受。都市居民纷纷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通过居民协商积极加入都市规划，努力维护邻里关系和原有的生活方法，并利用执法同政府和房地产商进行谈判②，一种“自下而上”的所谓“社区规划”开始出现，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在西方国家建立，百姓对都市开始有加入权和管制权。